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

　　王某诉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库』

　　关键词：民事 劳动争议 网络主播 经纪合同 用工事实 管理事实 新业态用工

　　王某系网络主播，其创建并运营的自媒体账号主要有抖音和快手。2020年3月，王某与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传媒公司）签订《独家经纪合同》，约定：王某授权北京某传媒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独家为其提供自媒体平台图文、音频视频事务有关的经纪服务和商务运作，担任王某在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图文、视频事务的独家经纪公司；王某主要收入为按照月交易金额获取收益，王某的保底费用和提成根据月交易金额的不同而不同，扣除相关必要费用后的全部收入由双方按比例分成；北京某传媒公司将收入分配支付给王某，王某有权对收入分配结算提出异议；王某须按照北京某传媒公司安排，准时抵达工作场所，按约定完成工作事项，不得私自行动或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该合同为合作服务合同，并非劳动合同，双方并不因签订本合同而建立劳动关系。

　　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王某按照双方约定参与运营自媒体账号，王某每月收入并不固定，取决于双方合作经营的抖音等平台的广告收入等，北京某传媒公司应王某要求代缴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费用由王某自行承担。王某在与北京某传媒公司签订《独家经纪合同》之前已有近百万的粉丝，合同签订后，王某创建并运营的自媒体账号由其与北京某传媒公司共同运营管理，粉丝量逐步涨至两百多万，王某在北京某传媒公司推荐下参与广告制作和发布、综艺演出等活动。在签订《独家经纪合同》之前，王某曾与案外某公司签署过经纪合同。

　　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王某曾就本案争议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王某的全部仲裁请求。王某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与北京某传媒公司自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4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北京某传媒公司向其支付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4月13日奖金255217.5元，及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10000元。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2022）京0105民初9090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王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京03民终70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北京某传媒公司与其旗下网络主播王某之间是不是构成劳动关系。

　　第一，从双方合意及《独家经纪合同》的签署过程看，案涉《独家经纪合同》明确约定“本合同为合作服务合同，并非劳动合同，双方并不因签订本合同而建立劳动关系”，王某虽主张《独家经纪合同》为北京某传媒公司反复使用的格式合同，但从双方洽商过程看，《独家经纪合同》经双方多次沟通确认，王某还对合同具体条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尤其是对于核心的收益分配部分着重进行了对己方有利的修改并加入了最终合同文本中，可见王某对合同重要条款具有充分的谈判议价能力。此外，王某在加入北京某传媒公司前已拥有80余万粉丝，其与上一家单位亦建立了经纪合同关系，可见王某对经纪合同关系并不陌生。上述《独家经纪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应当尊重双方一同确认的法律关系性质。

　　第二，从合同内容和目的看，双方合作本意是通过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孵化逐步提升王某在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的艺术、表演、广告、平面形象影响力和知名度，继而通过艺人参与商业活动及获得外界相应收入并依据约定进行分配。合同内容最重要的包含有关经纪事项、报酬/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约定，与一般劳动合同构成要件存在明显不同，难以体现双方存在建立劳动关系合意。

　　第三，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一是人格从属性。案涉《独家经纪合同》约定“甲方有权利按照甲方公司或自媒体平台中关于自媒体达人及自媒体图文、音频视频的各项规章制度对乙方的艺术行为、演出行为、以及各项行为做必要的管理”，王某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需进行钉钉打卡，属于基于演艺经纪行为所衍生出的管理行为，不应当然视为双方具有劳动法律意义上的人身从属性。二是收入情况。《独家经纪合同》约定王某基于月交易金额不同而获取不同保底费用和提成，扣除相关必要费用后双方按比例分成；北京某传媒公司将收入分配支付给王某，王某有权依照合同约定对收入分配的结算提出异议，其对于收益分配具有较强协商权；王某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广告费用等收益，王某受欢迎程度越高，其与北京某传媒公司的潜在收入就越高，这与劳动关系中企业掌握生产资料，劳动者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特征存在明显不同，王某对于北京某传媒公司并不存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双方不存在劳动法律意义上的经济从属性。三是对外名义。王某系以自己创建的自媒体账号对外开展宣传工作，用户识别的是王某个人，而非北京某传媒公司，北京某传媒公司仅对外代表王某接洽演艺活动，王某创建及运营自媒体的行为，不属于劳动者代表企业对外进行的职务行为，双方不具有劳动法律意义上的组织从属性。

　　综合上面讲述的情况，双方并不具备明显的劳动关系人格、经济、组织从属性特征，无法认定王某与北京某传媒公司构成劳动关系，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基于演艺经纪行为所衍生出的管理行为，不应当然视为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具有劳动法律意义上的人格从属性。经纪公司与网络主播是不是真的存在劳动关系，应该依据用工事实和劳动管理程度实质审查。对于网络主播对个人包装、演绎方式、利益分配等核心条款具有较强协商权，且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上班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不强，网络主播无需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管理制度的，应当认定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5民初9090号民事判决（2022年11月25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3民终7051号民事判决（2023年9月5日）